赵月枝：树立信心，开放心态，立足本土，发展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赵月枝，1984年获得公费留学加拿大的机会，并在加拿大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于2004年开始任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现为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最年轻的教授，是传播学批判学派中卓有成就的华人学者。
由澳门bet356体育在线官网和延安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学术年会大师云集，这位语速惊人、言辞犀利的赵月枝教授给与会老师和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笔者很荣幸能与她就本会议的主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行了专访。
谢昕忻：作为一个在北美从事传播理论研究的学者，您的研究中为什么贯穿着“去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
赵月枝：对我研究中“去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产生深刻影响的主要有三点。首先，我觉得啊不能把一个人的学术立场跟你所在的地理位置联系在一起，当然这个是有一定的联系的，但是你别忘了，我是从中国长大的，我是在中国接受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教育的，我接受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和无产阶级的新闻思想。它是建立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的，是建立在反帝反殖的反霸的基础上的。我记得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也是对我影响特别大的一个新闻事件。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我当时正在复习考大学，听到广播里播音员以非常激昂的声音播报出津巴布韦独立的新闻，我感到十分激动。我觉得这是又一个去殖民化斗争的胜利。即使我到了国外，这些思想是不会被无缘无故地抛弃。因此，可以说反帝反殖反霸的思想是我的初心，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是我的根源。
后来，我去了加拿大，接受的是西方的批判传播学思想，接受的是英文学术界中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学者的传播思想，他们的研究中必然包含着反帝反殖反霸的视角，例如赫巴特·席勒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而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学者——达拉斯·斯麦兹也是一位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学者。他有一本书叫做《依附之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和加拿大》（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其中阐述了加拿大在经济、传播等方面对美国的依附。虽然在我们眼中，加拿大是西方国家，但是它实际上在多方面依附于美国。因此，加拿大的学者，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的研究思想中都包含着“去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比如非马克思主义者哈罗德·伊尼斯，他做的就是关于中心和边缘的研究。可以说，由于加拿大的地理位置，其学术界中“去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肯定是存在的。
第三，我在加拿大接触到了很多当地的原住民学者和他们的理论，他们的理论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都是最彻底的反种族主义者，最彻底的反帝反殖主义者和反西方中心主义者。因此，我认为，现在加拿大学术的前沿是在加拿大的原住民学者那里。
谢昕忻：您致力于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那么您平时是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从事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赵月枝：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本身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别忘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叫做政治经济学批判。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有四个特点。第一个是整体性。从默多克、戈尔丁开始，他们就从联系的角度来看待事物，而不是孤立地研究某个事物。第二个则是历史的视角，也就是把事物放到历史的框架下来进行观察，将传播现象背景化、情境化。对于西方批判政治经济学来说，就是从资本主义的崛起开始进行研究。第三个就是价值体系。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不是宣称站在一个中立的视角进行探讨，而是站在某个阶级的立场来进行分析与研究，它是利用一套阶级正义和阶级平等的话语和价值来评判传播现象的。最后一个很重要的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视角的特点，就是实践性。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必须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我自己为例，我在加拿大成为教授之后，我就参与到了公益组织当中。我与加拿大许多媒体和政界的有影响力的人士创办了一个组织，叫作Institute for media, policy and civil society，我们通过这个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各种媒体改革运动中，让下层民众能够发声，并且影响政府的政策。而现在，我回到我的家乡缙云，进行乡村文化的研究，也是有很大的实践成分的。总的来说，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就是将整体事物放到历史的背景下，观察这些主体的结构与关系，再利用价值观念去衡量，最后通过实践去改变。因此，批判传播政治学的研究就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传播，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一致的。
谢昕忻：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如今批判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是怎样的？
赵月枝：在我看来，国内的批判传播学有两个分支。一支是以这次来参会的童兵老师和郑保卫老师为代表的。他们一直在国内接受着马克思主义的新闻思想，并且从未停止过对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在这个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的研究在国内学界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另外一支则是像我和吕新雨教授这样，有海外留学经历，受到了西方传播学术影响的。其实一直以来，我们的研究也是处于国内学术研究的边缘地带。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一直在坚持为国内的批判传播学发展做一些贡献。比如说，我和吕新雨教授一起在复旦大学成立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研究中心，我自己则在同事和学者的帮助支持下，在中国传媒大学成立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并且在我的老家缙云开办了河阳论坛。我们每年还联合举办批判传播学年会，虽然会议规模不大，但是在国内的新闻传播学界还是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我们还通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批判传播学书系。可以说，国内受到西方批判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影响的人，包括我的吕新雨老师在内，在批判传播学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事这个领域的优秀青年人才也越来越多，包括澳门bet356体育在线官网的朱清河教授，他是我在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培养的访问学者，近几年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方面创造了许多优秀的成果。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他们正在慢慢转向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因此，国内批判传播学者的队伍和力量是在不断壮大的。
谢昕忻：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理论与实践对如今中国新闻传播学马克思主义化的路径有没有什么启示？
赵月枝：在今年出版的、由我负责翻译的《马克思归来》重庆版的导言中，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对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可借鉴之处和局限性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分析。总的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权力问题的关注，对传播资源分配不平等的关注，对于媒体垄断与集中的分析和批判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一直强调，不能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传播现象的批判直接平移到中国的社会现实中来。还有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存在一些盲点的，比如说虽然他们有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但是在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这方面还是有缺陷的。并且，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一个短视，也就是说它是从资本主义的崛起谈起的，但是我们中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持续农耕文明历史的国家，因此我们还需要关注和处理历史的遗留和遗产问题。而且从城乡的视角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没有考察农民的问题，这就需要中国的学者来处理。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理论虽然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马克思主义化提供了借鉴的经验，但是有很多问题还需要我们自己来解决。
谢昕忻：那么您认为中国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实践，是否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赵月枝：现在你们只关注对西方的影响，但是从来没想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事业是否为亚非拉第三世界人民提供了一个思路。这就是你的一个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了。对燃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愿意或者不直接承认，但是历史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毛泽东思想，对西方的批判理论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的。有一本书叫《风从东来》，就描述了包括法国的阿尔都塞和福柯等人是如何受到毛泽东思想影响的。并且，中国在革命时期以及建设时期的新闻传播实践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黑人的反种族主义斗争。事实上，我不认为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对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产生了任何影响，但是中国的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思想，对西方的很多著名学者是产生了影响的。另外，加拿大的学者达拉斯·斯麦兹的著作《依附之路》、《自行车之后要什么》等中，包含了很多对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的思考。但是要认清一点，西方的学者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关注和研究，比如对延安道路的研究，是站在对立的角度、西方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而不是因为我们的理论对他们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谢昕忻：在《< 马克思归来>:网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与传播研究》一文中，您认为进入网络时代之后中国传播学界具有担当起发展网络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责任，那么您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如何应对网络时代，以及在网络时代的背景下应该如何发展？
赵月枝：在西方、在美国，已经出现了网络时代的批判传播理论，以丹·席勒和福克斯为代表。我推荐大家阅读一本丹·席勒的书，叫做《信息资本主义的新型扩张》。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和立场来分析网络资本主义、信息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发展。
谢昕忻：您越洋三十多年，成为了融贯中西的博学儒者，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向往到欧美国家进行学术深造，您认为他们应该如何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进行生活研究？
赵月枝：事实上，现在中国的很多学生受到了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并且大部分想要出国留学的学生是没有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的，甚至是避而远之的。但是在西方的许多知名大学里，很多学科的教学都会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因此，我认为出国留学之后，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太急功近利，要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看待每一种理论、去思考整个世界何去何从的问题。在我到加拿大留学之后，在我学习了很多理论、在我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是至今对我来说最有用的框架。另外一个建议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勇于挑战自己。我记得，我在刚到加拿大的时候问一个师姐，哪几个教授可以接触，那个师姐就告诉我不要接触斯麦兹，因为他对中国的有些观点是很不正确的。但是我还是怀着好奇的心态接触了斯麦兹教授，并且受益匪浅。因此我建议出国留学的同学们不要太依赖师哥师姐的建议，不要想着抄近道，尽量已开放的心态自己去判断。出国留学对国内的学生来说是有一定益处的，只要你放弃固有的偏见、以开放的态度去看待西方世界，你肯定会对西方世界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对马克思主义也会有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谢昕忻：您这次来参加这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年会，有怎样的感受与想法？
赵月枝：第一个感受是感动。童兵、郑保卫、丁柏铨等几位教授都已经七十多岁高龄了，但是他们仍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为了这次会议的学术报告，他们投入了很多精力，并且在会议上认真记录、总结、点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学术道路的坚持，让人敬佩和感动。另外一个让我感触颇深的是，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呈现了更多新的视角。例如程曼丽教授，她对历史的研究是非常系统的，她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紧密地结合起来。列宁对于中国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事实上，中国的党报理论不是直接从西方来的，而是从列宁那里来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承认列宁主义。列宁为处于世界边缘地带的国家如何建立和完善新闻传播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次会议在理论和历史方面的研究是非常多的，除了刚刚提到的许多自身专家学者，青年学者在这次会议中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华东师范大学的李海波，他所写的文章《“细腻革命”：延安时期通讯员运动的动员技术分析》从非常新鲜的视角，运用了十分充足的史料对延安时期的通讯员制度进行了清晰的演绎，是非常扎实的研究。此外，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除了涉及到大量理论和历史的研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关于实践的论述，例如董广安教授关于穆青的研究。无论理论和历史研究地多么透彻，最后都要落实到实践。如今的中国非常需要树立一个新闻记者的榜样，而不是只标榜美国的普利策。无论是在研究环节还是教学环节，新闻业务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需要我们进行更加深入的挖掘。
采访及整理人：谢昕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