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对接媒介融合 培养新型人才”——媒介变革与新闻传播学科转型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喻国明老师出席会议。非常感谢喻国明老师在会议期间接受我的采访，以下是本次采访的整理内容。
张敬玮：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开设了计算传播学专业，这是学科与时俱进的一次变革和一种学科的分化，您是基于什么考虑觉得有必要开设这么一个专业呢？
喻国明：我们在那里开设的是计算传播学研究中心，是一个研究型平台，并不是开设了一个专业，当然我们之后可能会招收博士研究生，但主要也是来做研究的。
至于为什么要做计算传播的研究，是因为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由于数字化所带来的深刻变革的一个时代，传媒领域尤甚，它的作用规律、机制以及整个边界、要素和要素之间的关系都在发生重组。
对于一个学科来说，它需要提纲挈领、紧抓关键。如果我们把传播学比做皇冠的话，计算传播学应该属于皇冠上的一颗明珠。今天跟传播相关的部分都数字化了，数字化的基础是算力（计算能力）、传输能力以及相关数据和算法，计算传播学实际上就是对这三者之间的统合。而这三者之间的统合结果就是人工智能对于整个传播领域的改写或渗透。所以计算传播的提出，实际上是我们抓住了技术改变传播、技术改变社会的一个关键点，在这方面它的研究历史并不长，从国际的角度来说也只有不到10年的时间。虽然之前有一些与计算传播相关的学科研究的方向或者成果，但真正把它命名为一个学科并且从学科的角度去对它进行建构和相应的发展，是最近十年以来的事情。
张敬玮：5G技术是一个革命性的技术，然而新闻传播学院的很多老师、教授他们可能不具备专业的计算机知识，而且计算机领域的知识非常庞杂，让学生同时掌握两个领域的专业知识有一些不现实，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新闻传播学科想要融入新技术并且能够将其运用于实践当中，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喻国明：特朗普竞选上一届总统的时候，预选阶段80%的宣传材料都是用社交机器人来发放的，它的效率极高、成本极低，所以说人工智能早就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不管我们怎么认识这个问题，5G和相关的互联网技术对于传播领域乃至社会领域的改变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必须要致力于去解决我们可以解决的问题，这才叫现实主义的态度。
无论在学术方面，还是在教学方面，我们要看到它们是明显落后于现实的。因此我们要有一种紧迫感，这种紧迫感不但是说我们要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更重要的是要用一种新方法、新范式来面对这样一种已经改变的现实以及现实对我们的要求。
著名的“一万小时”定律告诉我们，只要我们下决心深入学习一万小时，就能成功的从一个外行变成一个内行，但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去面对所有的新知识、新技术、新现实、新挑战，恐怕就会显得捉襟见肘，时间不允许我们这样面面俱到，这就是你刚才所说的我们没办法这么快接受这么多东西的原因。但事实上，在今天这样一个复杂发展的社会当中，一个专业领域里，没有一个事情（当然我指的是相对复杂、成建制的事情，简单的事情是可以一个人处理的）是可以通过一个人来完成的，所以协同、协作才是解决问题真正的办法。
用马化腾的话来说，互联网并没有创造任何一个新的东西，他只是通过连接和再连接，激活和整合了一些原有的不能被传统社会中既存的生产方式、社会方式、工作方式所有效利用的元素、资源，从而形成了新的功能和新的价值。我经常打一个比方，我是公鸡中的战斗机，我打鸣打得很嘹亮，但是非要让我去学游泳，我可能再努力也不如一个普通的鸭子，这就是隔行如隔山的意思。所以要用连接的方式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就是今天的解决方案。
因此在学科教育方面，以北师大为例，它的发展就是用学科交叉化来解决相关的复杂问题。在北京，我们要让我们的学生跟一线有一种密切的结合，我们把那些做的最好的互联网公司的技术变成课程包，进入到我们的课堂里面。例如腾讯的一个课程包有四讲，讲他们在社交方面做的比较好的经验；百度讲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的内容；网易讲爆款文的模式以及内在机制等等。虽然一个一个的模块课程，要我们自己的老师来讲未必比别人讲得好，但是我们有一个教育逻辑、人才培养逻辑在里面，就是用别人的力量来完成自己的功能，自己的事情。
做事情做学问分两种，一种是我注百经，另一种是百经注我，就是在真正应用这些知识的时候，具有一个逻辑、认清一个方向、知道一个目标、形成一种功能和价值，然后再利用相关资源，用开放的、激活的、连接的方式把它链接和整合起来，这就是今天在教学改革、研究改革当中不同于传统教学和传统研究的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所谓的学科重构实际上是一整套教学体系、教学逻辑、教学手段的一个深刻改变。
张敬玮：在学科教育方面，您说到人的介入，以及依托于人对信息的认知、使用、创造、治理等心理与行为是新闻传播学科的立命之本，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新闻传播学虽然与时俱进的纳入了算法与数字化，但它仍然强调人的地位，是一个“有温度”的学科呢。
喻国明：以人为本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归结点。过去传统社会构建的全部机制和任务就是要解决财富的增加问题，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从理论的角度来讲，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可以让所有人都吃饱穿暖、居有定所的地步；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还是惯性地试图通过增加财富来增加人们的幸福感以及对社会的满意度，以期使大家过得更开心。但事实上并没有做到，嬉皮士、性解放、罢工等等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开始让人们思考为什么日子过好了，大家都开始感到不满、变得颓废并且反社会了呢？后来人们逐渐搞清楚了，整个社会的发展目标仅仅定位为物质增加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有更多的软件、硬件让人活得更有尊严，能够扩大人的实践半径，去追求自己的个人价值实现。因此从70年代开始，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开始了主观指标运动，这就是以人为本的一个源头。
从传播的角度来说，麦克卢汉说过媒介是人的延伸，其实内含着一个思想就是媒介是以人为中心的，是人扩大自己实践半径、扩大自己自由度的一个工具和手段。施拉姆也说过，“传播学概括为一句话就是人学”，很大程度上，“人学”就是以人为归结点形成整个传播的机制配置、资源配置以及最终满足人的需要、为人的社会发展和个体的兴趣发展等等来服务的，这是传播实践和传播构造最重要的内容。
今天这门学问更具有现实意义。有很多人担心当人工智能有了独立的意识，会不会形成跟人类的博弈呢。其实这种担心是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逻辑完全不了解的结果。可能在某些方面人工智能比人的某一项能力或者某一种复合能力要强大得多，比如说AlphaGo能够打败世界上最好的围棋棋手，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有自主意识、自我意识的个体，这就是“强人工智能”和“弱人工智能”最大的区别。在现有的算法、现有的人工智能发展逻辑当中，没有一项技术、一个逻辑可以指向强人工智能，也就是说按照这种技术、这个算法往前去累积，哪怕再先进，人工智能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有自主意识的人。
还有一些人担心，人工智能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例如像传感器新闻、社交机器人等等，它能够渗透到人们中间，如果这样它会不会把人异化。这个问题要从两个角度来说。
一方面，我们经常看到人工智能和人之间是有矛盾的，当它的意志和算法跟国家的意志、主流价值观的意志之间不一致时，人们会认为是人工智能的问题，但实际上出问题的是人工智能背后的人，也就是掌握了先进技术的这群人跟现有的权力结构当中的掌握权力的那部分人之间的矛盾，是人和人的矛盾，
另外一方面，这些技术的发展，应该沿着一个什么样的顺序、什么样的标准。其实我在4年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关于什么样的东西有价值，我提出过三个标准。第一，这种技术、这种传播形态能不能有利于社会的信息流动。第二，一个技术、一个传播形态能不能扩大人的自由度，使人们社会实践的半径能够变得更加宽阔。第三，一项技术能否简化我们认识现实的能力。
以上这三个条件，都是以人为本的，无论是人工智能、大数据还是5G技术等等，他们是否值得发展、有没有社会价值，就是从这三个标准出发来判断的。
张敬玮：我也是个技术中性论者，非常赞同您说的“人工智能没有错，错的是技术背后的人们”，但从技术的角度出发，它到底有没有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便或者隐患呢？
喻国明：之前我们说到了以人为本，技术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变中，有一点是值得关注的，就是给人带来的副作用。
人工智能基于大数据计算，最终的输出结果都是算法算出来的，在这样的运作模式下，如果你在购物、恋爱、考学、择业、置业等等的时候都通过人工智能助手在计算之后给你一个结果，经年累月的，我想你是会受到这个帮手的影响的。因为他做出的所有决定都是在严格计算利弊得失的基础之上得出的。这种认识模式、思维模式、决策模式，必定会对人产生影响，这就是所谓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自己的尊严，自己的价值，这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个精确计算的结果，人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的某种偏执。马克思说过一个好的理论家一定是以偏执的方式在坚持自己的学说。所以人们在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常常并不是令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才是人的不确定性。库克曾经说过，我并不担心机器的思维和能力越来越像人，但我担心人的思维和能力越来越像机器，他讲的就是这样一种担心，人工智能虽然不能夺你的权，但它可以用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去改变你的某些“人”的基因，这一点是很可怕的。
张敬玮：我想请您预测一下，未来的新闻传播领域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呢？
喻国明：未来需要的人才要能够在与数据、人工智能以及社会发展状态相适应的基础上找到自己的专业位置。人工智能是对人的一种模拟。数据少，人工智能能够施展的能力就很有限，所以需要人去挖掘，去解决，去了解和思考，这就是人工智能之下专业人士应该怎么培养。
在新闻传播领域，比如解释性新闻、调查性新闻，人工智能不可能在这种新闻类型的前期调查环节发挥作用，只能在搜集了一定量的资料之后帮我们进行某些材料的分析，因为这些材料不可能自动呈现在资源库里面，需要人主动去挖掘。
第二，人工智能是让算法来决定如何对一个事情进行把握和控制，面对的是有限的变量个数。然而人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接触到的是不计其数的变量。但是经过几十亿年的变化，人对于外界有一种统合能力，简而言之可以叫做“直觉”——你跟一个人接触三两小时，一番吃饭、聊天、娱乐等等，你就能知道这个人能和你做好朋友还是要敬而远之。但是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来说是完全不能理解这种思维模式的，它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例如品性、智力、情商、身体素质等等，而且很可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有很多感受是不能被算法替代的，例如设计感、体验感等。如果你去查询一下就会发现，人工智能崛起后还会保留的职业中就包括教师，就是因为人对人培养的感受无法被替代。
第三，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过去传媒工作者把自己定位成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这是因为过去弱势群体是沉默大众，站在社会安全的角度来说，这个社会需要媒介工作者去替他们发声，从而形成一种平衡。但是，传媒工作者不是天然为某一个群体发声的，过去媒介工作者是唯一的内容提供者，别的群体无法染指社会传播，即使是群众来信，也要经过媒介的把关、筛选、加工、制作，符合标准的才能被传播出来；而现在99%甚至99.99%的内容都是社会大众生产的。那么，作为一个专业的内容生产者，在未来的社会当中，或许不能再以生产内容来进行自身核心价值的表达，而是可以尝试对于一个新的传播形式为大家提供一个模板，让大家按照这个去做，少走弯路，提高效率。因为作为专业的传媒工作者，可以掌握新的表达、新的形态、新的技术，所以可以先人一步为大众提供一些傻瓜化的模块，至少在导入阶段可以。
还有就是做一些引导，即什么样的东西是高尚的、是有尊严的；去维护一些底线性的东西，不要突破底线；当社会发生不平衡的时候，调动自己的专业能力为这种社会意见的表达、社会利益的表达、社会情绪的表达起到稳定器的作用，通过四两拨千斤的方式调集、激活一些力量，去压制那些表达过于强烈以至于走向偏态的东西。以上种种，都是未来传播工作者需要去学习的，与之相对应的专业知识就是社会的组织学、激活调动大家的能力、演讲能力、组织能力、运营能力等等，而不是过去强调的编采评写。但是并不能因为我说了这些话之后我们就忽视了基础的编采评写能力，因为社会处在一个过渡阶段，传播工作者还是需要掌握这些传统意义上来讲的基本功的。
张敬玮：对于您以上所讲，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未来的新闻传播领域需要的人才所具备的知识面更宽了，同时有更多的领域需要这样的人才，但是每一个领域的需求量会越来越窄？
喻国明：过去大众传播只生产极少数的普遍需要、共性需要的内容，但现在我们面临的内容生产是分众的、个性化的，这个面比共性的面要大千倍万倍，传播在分层次发展、个性化发展当中，这种任务、决策的需要必然是越来越多的。
只是传播工作重点需要有一个转型，不再是靠制造出来的内容去满足大家，而是通过更深层次的展现自己的专业能力来满足这些需求。比如说维基百科里没有任何一个大牌专家作为刚性需求被加入在其中，但是内容规则、一些必要的纠错、必要的审核却是专业工作者做的。
我有一个亲身经历，刚刚上市1个月的手机死机了，我就上网搜索了一下办法，果真就修复了。可以看到，内容能够提供的面较过去已经是完全不能想象的广大、深入以及有层次，所以不存在市场变小，需求变小的问题。
张敬玮：您提到5G的低延时性将催生和创造出更多的生产与生活的场景应用，场景构建将成为未来发展中价值创新的巨大“风口”，有什么现在无法实现在5G到来之后却能够变为现实的场景呢？
喻国明：VR技术是连接现实和虚拟的一个技术，在没有这种技术之前，场景只是一个节点是一个平台，过去我们或许只能发现场景、描述场景、分析场景、利用场景，但是有了5G技术，就有了虚拟场景，我们虚拟出一个场景来，用非常强烈的形式和内容去吸引那些相应的有某种特质的人，这个只有在VR、AR这些虚拟技术出现之后才能做到。比如我在美国波士顿玩过的VR游戏，它只能在一个小型体育馆进行，里面布满了各种各样的传感器，因为如果没有封闭的环境、没有高性能的计算机，你就无法做到信号的迅速传播，一旦有卡顿，游戏就没办法顺利进行了。未来5G会使这样一种技术能够在移动当中、或者任何一个场地来实现，将虚拟现实技术能够融入到现实生活当中去的可能性变得极大。
张敬玮：在媒介建设方面，您之前对于媒介融合并不看好，但随着5G时代的到来，您也提出这昭示着传统媒体要学会利用“在地性”优势，那么结合当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立县级融媒体，解决传播最后一公里”的理念，您认为中央厨房、县级融媒体仍然是希望不大的么，如果还有希望，那么应当走出一条什么路子来建设“县级融媒体”呢？
喻国明：我们中国是四级办媒体，到了县级不论是人财物还是各种资源，都是最差的一级，论及优势，充其量只能说是跟老百姓更近一点。但是，互联网传播当中，时间消灭空间，空间距离的近在这样的一种传播模式当中是没有用的。大量的县级融媒体所谓的建成之后，并没有真正能够发挥上情下达、沟通上下的作用。
我们说到的“在地性”优势，是说我们谈论县级融媒体的时候不能把它作为媒介去塑形，而是要将它与我们对于互联网发展下半场的理解联系在一起。互联网把大家连接为一体，不仅仅是让我们进行简单的通信，更提示着我们可以把越来越多的线下生活搬到线上，这个搬的过程是一个垂直化、专业化、专门化发展的过程，而这种垂直资源、专门资源、专业资源必须要在这个领域里面有激活能力、组织能力、整合能力的人来做，这就为县级融媒体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
县级融媒体应该作为地方性的百姓综合生活服务平台，县级融媒体可以依靠地方政府、依靠媒介公信力，把相关的商业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生活资源都整合在一起。在这个平台上，居民可以缴费，报修，投诉，甚至可以约广场舞、订餐、购物，当它变成一个老百姓不可或缺的服务性平台的时候，信息的通达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四年以前我考察过山东莱芜的好生活幸福社区，就是一个县级广电局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做的一个综合生活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做的很好，既使县广电局的经济状况有所提升，同时又能上情下达，成为一个比较好的宣传通路。
张敬玮：您在对于未来5G时代进行设想的时候提到中长视频必然会成为5G时代的一个最主要的表达方式。然而一个视频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表达方式，除了技术托底，还要依赖于制作视频的人是否具备相关的能力，用户有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时间去观看等等因素，您为什么会认为5G时代中长视频会成为最主要的表达方式呢？
喻国明：首先，制作能力不是问题，既然要做短视频就要具备制作短视频的能力，同样的，要做中长视频就要具备制作中长视频的能力，这个不是问题，而是一种专业的能力。
其次，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要厘清一点，就是我们要讨论的是政治类的中长视频和短视频。5G技术兴起之后，中长视频在互联网上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非常活跃的存在物，是因为速度的提升、流量的充裕令我们能够更加便捷地浏览网页内容。就像我们修高速铁路一样，铁路修好了，火车就能开过来，假使铁路没有修好，就算火车整装待发，也不可能开过来。5G就是这样一个轨道。
第三，为什么说中长视频重要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越来越多的视频进入到社会舞台中央，成为解决重要问题、中心问题、关键问题的表达入口时，我们便能够很清楚的看到，这些短视频只是一个个没有层次、没有结构的语意碎片，不能对复杂问题进行回答。那么这样的作品最多只能设置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引起关注之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解决方案，社会成员彼此之间应该如何去互动和影响，这是短视频所不能回答的。同时，中长视频的容量很大，它能够把一个复杂问题用分层次、分逻辑的方式给我们一点一点讲清楚。比如中央电视台出品的《互联网时代》、《河殇》等等就是非常好的作品，这些作品通过中长视频把它切分得既形象又深刻同时又具有说服力，我们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就需要有这样的东西作为定盘星、压舱石。
至于你提出的有没有人看的问题，西方政治学认为在一个社会当中，最多只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是关心政治的，真正的中长视频是作用于那些少数关心政治并且对政治比较内行的人。他们成为一个代行者、代议者去做政治决策，只要他们明白了中长视频中提供的智慧支持就可以了。并不是所有人都变成诸葛亮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变好了。社会是有分工的，内行做内行的事情，外行做外行的事情。
中长视频是分不同层面的，除此之外，也有一些中长视频内容要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但归根结底，中长视频不是以它的普及率作为其社会效果发生的最重要的判断标准，所以在这个层面上，中长视频没有必要去跟短视频做比较。
图/文 陈安其 张敬玮
